保護性破壞，是指在城市建設和歷史文化保護利用中，對文化遺產超載開發或錯位開發。比如追求“整飾一新”，甚至“拆真文物，造假古董”，破壞了歷史信息，損害了文物完整性和真實性。?

故宮周邊建筑限高

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日前接受采訪時，表達了一個驚人觀點：“在體制機制沒理順時，我們的古建筑修繕寧可停一停。”院長說得很委婉，其實用通俗的話翻譯一下，大概就是“等找到會修的人再修，不會修別瞎修。”

這個觀點聽起來很奇怪：古建筑修繕年年講月月講，我們本該有豐富的維修經驗和管理機制才對，單院長怎么會說體制機制沒理順？體制機制又為何如此重要，沒理順前寧可不修？這一切都要從“破壞性保護”說起。

一、何為“破壞性保護”？

破壞和保護，兩個意思相反的詞，湊在一起頗有種荒誕感。從字面意思理解，是用破壞的手法進行了保護，用老百姓的俗話講，就是好心辦了壞事。

歷史上有不少破壞性保護的例子，大多出于人們的無知。比如大躍進時期，麻雀位列“四害”之一。人們認為麻雀吃糧食，對人類有害，為了保護糧食掀起了全民捉麻雀運動。后來事實證明，麻雀主要吃害蟲，大量捕殺麻雀后，莊稼地里的害蟲增多，反倒使糧食減產。幾年之后人們才算過這個賬來，把麻雀列為了益鳥。

以保護糧食為初衷，以糧食減產為結果。捕殺麻雀事件可謂名副其實的“破壞性保護”。而今的“破壞性保護”更多用在古建筑上面，相對專業的解釋如下：

“保護性破壞”，是指在城市建設和歷史文化保護利用中，對文化遺產超載開發或錯位開發。比如盲目清理文物建筑周邊環境，文物歷史環境氛圍喪失殆盡；比如周圍建筑風格與古建筑嚴重不協調，破壞了古建筑獨特空間環境；比如追求“整飾一新”，甚至“拆真文物，造假古董”，破壞了歷史信息，損害了文物完整性和真實性。凡此種種，其危害并不比屢遭批評的“建設性破壞”小。

古建筑是我們中國人歷史和文化的傳承，這個道理誰都懂，誰也不會主動破壞它們。但現實是小到家族祠堂，大到萬里長城，幾乎所有的中國古建筑都籠罩在“破壞性保護”的陰影里，搞不好哪天就被“保護”壞了。這種陰影，就是單霽翔院長說的體制機制問題。

二、專業技術不合格：古建筑保護不能靠招標

讓合適的人干適合的事，這是現代企業管理最基礎的一個道理。于是在建筑、裝修方面，人們想出了招標這個辦法，通過招標找到最合適的施工方，由他們來完成工程。這樣的方式在大多數工程上都是合適的，但在古建筑上，往往會出問題。

問題的核心在于專業性。單霽翔在擔任故宮院長前，曾長期擔任國家文物局局長，考察過各國文物保護和古建筑保護。他介紹說，東西方古建筑是兩種東西，保護方法也完全不同。

例如日本唐招提寺的修繕，是把大殿分解后，各個部件都拆下來全部編號，一一修復，然后加以復建；而希臘人對神廟的損毀并不加以修復，歷史原狀和新修部分之間留下明顯的區別，神廟雖然殘缺不全，但仍然讓它矗立著。希臘的博物館里，那些建筑、雕塑的殘件陳列在那里也很美。

之所以出現這種不同，主要是東方建筑以磚木結構居多，完整而脆弱，房梁爛了的話，房子就毀了；而以希臘神廟為代表的磚石建筑，即便整個神廟的主要結構都損毀了，單是幾根柱子立在那里，也能成為一道風景。

中國的古建筑維修，宜參考的是唐招提寺的修繕過程。“把大殿分解后，各個部件都拆下來全部編號，一一修復”，哪怕一個外行看到這些修繕過程的文字，都能猜想到這是一個需要非常細心且專業性極高的工作，不是隨便一個裝修隊就能做的，也不是設定完工日期加班加點能趕出來的。因此，工程招標常用的那種設定預算、工期的方法，在維修古建筑上是不合適的。

東方文物古建筑修復必須有自己的方法，不能照搬西方修繕模式。而這個道理并非人人都懂，也因此毀過不少東西。例如圓明園的修補就留下了新修部分的痕跡，結果被網友稱為“三色冰淇淋”。

按照我國相關法律，古建筑的修復工程，必須根據政府招投標的要求走程序。但單霽翔發現，通過招投標方式獲得維修資格的工程隊，和最后進到施工現場維修的工程隊不是一碼事。政府采購比的是誰最便宜，但在文物修復中，這種方式并不科學。出價低的施工隊，往往會在工人、物料等方面盡力減少成本，出現不懂行的人用不合適的材料維修，造成越修越差的結果，就再正常不過了。

正因如此，他才說出了“古建筑修繕寧可停一停”這個觀點，其出發點就在于，必須走招投標程序的這種機制，并不適用于古建筑維修。

三、經濟收益不劃算：“值不值”是個大問題

古建筑保護講究“修舊如舊”。如果修完之后更堅固、壽命更長，但看起來像沒修過一樣，這才是至高的境界。但問題就在于，“舊”比“新”更費錢。

真正做到“修舊如舊”，要細致到什么程度？單霽翔以故宮中一個不起眼的倦勤殿為例講解如下：“地面上鋪的竹黃，是文人做筆筒用的材料，地上的金磚必須是蘇州造的，墻上的通景畫，用的材料中有一種植物只有安徽山里面才有，于是工作人員就去千里以外尋找并運回來。”

作為中國人的臉面，故宮的修繕做到這種精細程度無疑是應該的，甚至是必須的。然而能不能推而廣之，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了。

蓋新房子工期短，蓋完能賣錢；維修古建筑并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，而且維修完也并不能增值。因此，有政府撥款、門票收入以億計的故宮可以不計成本地修復每一個細節，但沒法用這種標準要求每一處古跡。很多沒能爭取到“文物保護單位”名分的古跡，不要說維修經費，連基本的運營經費都不一定夠。經濟這本賬，是國內大部分文保單位最在乎的。

真正能促使文保單位投錢修繕的，恰恰也是經濟利益。世界文化遺產、國家級文保單位等，這些名頭對文保單位的主管部門來講都是搖錢樹，有了這些名頭就可以干很多盈利的事。為了爭取這些名分，先期投資修繕古跡就是一門有利可圖的買賣。

以江蘇泰州城隍廟為例。2003年，泰州市政府斥巨資，動遷廟內住戶62家，拆除廟內違章搭建。2004年，按歷史原貌對城隍廟進行了整體修繕。同年申報“全國重點文保單位”，并于2006年成功入選。

剛才說過，成為了“全國重點文保單位”，就會有很多盈利的空間。泰州城隍廟后來干的事可謂驚世駭俗——收費存骨灰。2013年，泰州城隍廟內建起了一個福星殿，個人只要捐贈3680元至26800元，就可以得到一個永久性“福位”存放骨灰盒。不僅能放骨灰盒，還能“預售”！人在世時買下一個“福位”，可以把名字寫在紅布上放在箱內，去世后再換成骨灰盒。

這樣荒唐的行為很快被叫停了，但從中可以反映出古建筑保護方面的一些問題。我們想象中，古建筑保護應該遵循“政府撥款——民間集資——專業修復——免費或低價向游人開放”這樣的發展模式，而實際上往往是兩種模式：1. “無利可圖——Game over”；2. “有利可圖——政府撥款——民間集資——（可能）專業的修復——高價向游人開放——搞其他盈利操作——進行破壞性保護”。

城隍廟里邊放骨灰盒，還按照繳費多少分出三六九等，沒死的還可以預約占位。盡管主管部門聲稱掙來的錢會用于保護古建筑，但這種行為也是一種“破壞性保護”，因為它破壞了文物古跡應有的嚴肅性。來廟里游玩上香的游客，做夢也不會想到，自己在對著骨灰盒磕頭……

四、地方領導不重視：受政績觀驅使 對古建筑不上心

以上的種種“破壞性保護”亂象，歸結起來不外乎兩個字：無用。更具體地說，是對主管部門的領導沒有用。領導為官，要的是政績，而政績往往是看得見摸得著的，蓋一座新樓遠比修一座舊廟來的劃算。

文物古跡方面，唯一看得見的政績就是使古跡“升級”，從省級文保單位升級到全國級，或從全國文保單位升級為世界文化遺產，這都能夠成為一些主管官員的政績。除此之外，文物方面的事不會引起官員的過多關注。

另外，文化局、文物局等單位都是同級別單位中最弱勢的，到這類部門任職的官員通常會被視為仕途受挫，如果歲數大一點，則更被視為仕途的終結、養老的閑職。這種時候他們還有沒有心思好好拯救文物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另外，主管文物的領導未必懂文物，造成外行指導內行的情況，也是“破壞性保護”常見的一種成因。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董耀會在接受騰訊文化采訪時，曾披露外行領導損毀長城的案例：山東萊蕪現存一段春秋戰國時期的古長城，因年代久遠，外觀看上去很破敗，但單論史料價值，要高于明長城。主管領導想修繕一下，但又覺得光禿禿的不好看，沒法參觀。于是下令把那段古長城拆了，用鋼筋水泥造了一段像八達嶺那樣的長城。

董耀會講的這個例子，非常直觀地展現了一個不懂行的領導，是如何在政績觀（好看，能吸引游人參觀）的驅使下，對文物古跡進行了“破壞性保護”。修過的長城的確比以前結實了，也又游人愿意參觀了，甚至可以當做政績工程宣傳一下了。唯一的遺憾是，存續兩千多年的文物沒了。

結語：

單霽翔在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之前，曾當過十年的國家文物局局長。由他這樣身份的人說出“古建筑修繕寧可停一停”，可想而知這背后有多少心酸與無奈。除了他講的招投標模式外，還有很多因素會造成古建筑的“破壞性保護”。想理順這些體制機制，任重道遠。